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典型的赤腳醫生形象。(黃欣提供/FOTOE) 上世紀60年代,廣東開始大規模培養農村半農半醫醫務人員。這是赤腳醫生接受培訓的場景。(周澤明提供/FOTOE) 赤腳醫生在製作中藥。(周澤明提供/FOTOE)
  一度幾乎承擔了鄉村預防保健全部工作
  學習手冊曾被譯為50種語言全球出版
  “在工作中,自己遇到了不少困難,但是,想起了自己是貧下中農的兒子,想起了貧下中農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我就決心迎著困難上……不管是寒風刺骨的冬天或是烈日炎炎的暑天,不管是風雨交加的雨天,還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只要有人叫出診,自己把藥箱一背就趕到病人家裡。”這是上世紀70年代一期《新醫學通訊》上刊登的一篇新聞稿,主人公是當年從化木棉大隊一位姓謝的赤腳醫生。對今天的年輕一輩來說,“想起了自己是貧下中農的兒子,想起了貧下中農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之類的表達方式實在是過於遙遠和陌生,但成千上萬像該文作者那樣奔忙於鄉間的赤腳醫生卻是那個年代特有的記憶。這個一度承擔了鄉村防疫保健全部工作的群體,還曾獲得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崇。今天,就讓我們一起刷新這份獨特的時代記憶吧。
  採寫/記者王月華
  歷史淵源
  郎中走四方 平價才有人幫襯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數百年間,一個活躍於四鄰八鄉,學名“草澤鈴醫”,俗稱“走方郎中”的群體與赤腳醫生還真有一點淵源。
  眾所周知,在新中國成立前,全國鄉間的醫療資源都是極為稀缺的,廣州周邊的四鄰八鄉自然也不例外。記者之前曾寫過百多年前廣州多家善堂施醫贈藥的故事,但服務對象大多限於城內,對遠在鄉村的諸多病患,善堂顯然有心無力。官方的醫療救助則更加欠缺,就算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崇尚西方科學的精英掀起了一股鄉村建設運動,掌握了一定現代醫療知識的保健員開始零星出現在鄉間,但他們一來數量太少,二來過於摩登,對百姓影響有限,在鄉間病患生活里唱主角的,還是“負笈行醫”的走方郎中。
  在兩百年前的外銷畫里,走方郎中的形象是這樣的:他們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長袍馬褂,胳膊肘里繫著藥袋,一手舉著幌子,一手搖著鈴鐺。當時,他們的地位十分卑賤,要想通過官方資料獲知其確切數量,不是那麼容易,但翻一翻老照片,街頭巷尾號稱“包治百病”的郎中攤檔四處可見。城內尚且如此之多,周邊鄉村的郎中想必也不會少。
  當時行醫是不需要任何執照的,長期中不了舉、轉而看了幾本醫書的窮秀才,有著或真或假“祖傳秘方”的混混,久病成醫的平民,或者從某個和尚老道那裡學了“奇技”的江湖術士,全都可以加入走方郎中的行列,反正那時醫療條件落後,患者一病而亡是很平常的事情。
  入行雖易,但走方郎中還是要看重口碑的,“賤、驗、便”是其用藥的黃金準則,按照兩百年前的一代名醫趙學敏的說法,走方郎中“藥物不能取貴”,鄉下人大多貧困,藥價一高就沒人幫襯;藥效最好立竿見影,這樣才能打動鄉民,所用草藥應“山林僻邑倉卒即有”。趙學敏還說,能守“賤、驗、便”三字之要者,就算得上是走方郎中的傑出代表了。這些搖著串鈴的走方郎中搭起了鄉間脆弱、但聊勝於無的醫療衛生網絡。
  工作肖像
  根紅苗正 醫學知識靠速成
  半農半醫 平常也要掙工分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彙報工作時,作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一個月後,毛澤東再次召見錢信忠等人,提出在農村培訓衛生員的構想,他說:“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毛澤東作出這一指示後,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在全國迅速推開,廣東也不例外。
  大隊選拔赤腳醫生
  貧下中農子女優先
  赤腳醫生的稱謂,正是由這個群體“半醫半農”的身份而來。當時,每個大隊推舉的赤腳醫生都必鬚根紅苗正,且貧下中農子女優先。據統計,至上世紀70年代,廣州共有2萬多個大隊推行了農村合作醫療,占大隊總數的97%,規模龐大。
  這些赤腳醫生往往先到縣裡的衛生院接受短期培訓,然後返回原來的生產大隊工作。短短幾個月的所學畢竟有限,何況這些人學歷本來不高,很難消化複雜的醫學知識,所以,他們有專門的教材——以介紹防治農村常見病為主的《赤腳醫生手冊》。據學者張揚、朱慧敏所述,它在當時還是很受歡迎的,不僅赤腳醫生幾乎人手一冊,老百姓也喜歡買來學習保健防病。上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專門將它翻譯成50種文字出版,在全球發行。
  銀針草藥很少離身
  病人一叫火速出診
  赤腳醫生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發行於上世紀70年代的一期《新醫葯通訊》雜誌刊登了從化神崗公社木棉大隊一名謝姓赤腳醫生的文章,他在文中寫道,“在工作中,自己遇到了不少困難,但是,想起了自己是貧下中農的兒子,想起了貧下中農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決心迎著困難上……不管是寒風刺骨的冬天或是烈日炎炎的暑天,不管是風雨交加的雨天,還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只要有人叫出診,自己把藥箱一背就趕到病人家裡。”字裡行間的堅持,讓人敬佩。
  由於經費所限,國家要求赤腳醫生儘量多用“一把草,一根針”來治病,這位謝姓醫生說他“經常向老藥農、老貧農請教,還把上山採藥作為學習的好機會……堅持使用中西結合治療病人,使每張處方保持在三角錢左右。”
  那報酬又該怎麼算呢?原來,他們也是要掙工分的。按照上世紀60年代廣東省的規定,不脫產的衛生員,每天早、中、晚給村民看病的,可以補助一到兩個工分;半脫產的衛生員,每天可補助五六個工分;全脫產的衛生員,每天可補助十來個工分。一般一個工分的價值會在0.2元~0.5元之間,而每天補助10個工分,在生產隊里已經是很不錯的待遇了。
  治病療效不容質疑
  醫學交流缺乏根基
  然而,在看到赤腳醫生對農村醫療服務發揮巨大作用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那個年代“政治掛帥”帶來的傷害,就算在赤腳醫生闡述醫療經驗的文章里,你都可以聞到“階級鬥爭為綱”帶來的濃濃火藥味,如果有人對赤腳醫生的療效產生質疑,很可能會被解讀為階級仇恨。我們很難想象,在這樣緊張的氛圍之下,還能進行真誠有效的醫學交流。 我不得發出一聲嘆息,但願我們能夠發揚他們身上的敬業精神,但永遠不要重覆他們的經歷和命運。   (原標題:赤腳醫生走“江湖”銀針草藥是“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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